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Die Dialektik bei Hegel und Marx》,Bremen 1961年)是海斯于1960年在西德不来梅的“思想会晤”中所作的报告。内容极其反动。作者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决不可能仅仅接受了辩证方法”,而且还“接受了黑格尔关于世界的阴暗描绘”,即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异化世界”的描绘。马克思虽然“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但并未去掉其“神秘外衣”。马克思只是把“构造体系”、“描述历史”的方法变成了“虚构预言的工具”、作者污蔑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的“预言”没有实现:“资本主义并没有象马克思所想象的那样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也走了另一条道路”,“阶级斗争并没有向尖锐化的方向发展”,“在西方世界存在着资木和劳动之问的契约关系,甚至简直是合伙关系”;业已完成的“一种共产主义革命”“既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意义上的世界革命,也不是在马克思预言的地方发生的”;“马克思所看到的许多矛盾业已消失,并失去了他所赋予它们的意义”。作者说当代世界只有贫富之间的矛盾,攻击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加剧这些矛盾,驾驭这些矛盾,使它们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作者最后还向反动统治阶级献策献计,说什么用暴力“不可能永远遏制”马克恩主义革命理论,只有批评马克思主义才能“把使用武器的肩膊弄得瘫痪无力”。     

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

[译者说明]目前苏联哲学界对于基础问题持有几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基绌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有人认为基绌是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存在的各种类型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述有人企图把上述两种意见结合起来。这里译出的Α.Γ.哈尔切夫的文章属于第二种意见。他认为不应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概念和“社会的经济基绌”概念等同起来。在谈到具体的历史发展时,决不能只以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每个特定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同样,也不能把阶级社会里的上层建筑只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以及与其适应的制度。     

波兰社会学二十年

长期以来,社会学在波兰就是一门最通俗的科学。近几年来,要求学习社会学的人数超过了社会学专业中的名额约近六倍,有些地方甚至约近十倍。五种社会学杂志都拥有广大的读者:《社会学论坛》(创刊于1930年,其间曾停过刊),《社会学研究》(创刊于1961年)、《政治社会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

苏联和其他反希特勒盟国的军队击溃了德国法西斯政权,这就为建设一个新的民主的德国开辟了道路。各战胜国在波茨坦协定中规定了对过去法西斯时期的批判清算和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和平民主发展的各项原则。这些反法西斯的、民主的原则及其彻底实现的途径也应该成为在德国     

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人

本文作者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哲学问题》杂志的主编。他于1963年秋随苏联代表团出席在墨西哥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哲学会议,本文是他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的补充修改稿,发表在《人和时代》(1964)一书中。全文分八节,这里译出的是头三节的全文,共后五节(“人和社会”、“人的精神世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个人全面发展的条件”、“自由问题”和“社会主义的人在劳动中日臻完善”)未译。在第一节里,作者概述从古希腊到十九世纪西方著名哲学家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共中,他特别强调康德关于人应当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思想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见解,并且着重叙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人本主义原则。在第二节里,作者评述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特别是存在主义者关于人的问题的见解。他首先评述了叔本华、尼采和斯宾格勒的有关观点,其次以很大的篇幅论述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尔、马赛尔等人的见解,并特别吹捧法国存在主义,说什么“‘存在哲学’的法国变种发展到从人道主义立场否定战争,为和平而斗争,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发展哲学思维的良好的思想‘气候’。”最后,作者评述了出席哲学会议的某些托马斯主义者、唯灵论者的有关论点。在第三节里,作者阐述了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即所谓“现实的人道主义”的观点。作者曲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抛弃具体的阶级分析,只字不提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空谈抽象的人,说什么“把物质生产的一切内在可能性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人的积极创造力”,就是人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学说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创造者、人-劳动者上面,而且首先研究把人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可能性解放出来的途径问题”等等。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宗教

本文是谭·胡尔发表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塞拉斯纪念专号”(第15卷第1期)上的一篇吹捧塞拉斯的人道主义的文章。作者说,人道主义者是“反唯灵论者”,他们由于不愿“一笔勾销”“在文化史上起过深入人心的作用的”宗教,因而“面临了把宗教纳入他们的体系的问题”。人道主义者不同于宗教徒之处在于,他们认为“人自身即是价值之所在”,“宗教只不过是对人的生活的价值的忠诚”,在理智已经成熟的今天,人道主义是“宗教的逻辑发展的归结”。人道主义老提出宗教有非科学的“教条主义和出世性”,这是今天的人们不能容忍的;基督教“对普通人的道德尊严、人的手足之情和对慈善与博爱的强调”是人道主义者应该学习的,“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渡过当前的危机,不用原子弹彼此炸死的话,我们可能将学会立定脚根……甚至为逐步建立……善的生活而工作。”作者最后叙述了进化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人道主义对人的认识能力的看法,并强调人道主义在实践上成为未来的宗教的可能性。     

对立面的转化

这里译出的是G.施梯勒《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辩证法》(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64年)第六章。作者首先就《精神现象学》的“感性确定性”和“主人与奴隶”讨论了黑格尔关于对立面转化的学说,然后谈到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如何继承了这一学说,最后解释了对立面转化的昔干方面。作者只说黑格尔关于对立面转化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而没有指出它与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根本对立;作者只谈黑格尔的这个学说的伟大贡献,而没有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个学说的唯心主义与矛盾调和论的批判;作者只是抽象地谈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而没有说出这种转化是经过斗争实现的,在阶级斗争中就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作者甚至于说什么“关于对立面的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没有任何成熟的理论”,贬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现代物理学的自然观

本文原系作者(W.Heisenberg,1901—,著名物理学家,现任西德慕尼黑的普朗克物理研究所所长)受慕尼黑巴伐利亚艺术科学院的邀请而发表的一篇演讲,后来刊于西德《总汇》杂志(《Universitas》英文版)1965年第3期。这里译出的是该文全文。一、作者在本文中大力宣扬他的物理学的唯心主义。他否认基本粒子的客观实在性,他认为这是“对真实事实的一种过分粗糙的简单化”。半个世纪以前,列宁就曾嘲笑那些物理学的唯心主义者,他们叫嚷说,物质消灭了,只剩下一些方程式了。现在海森堡用差不多同样的口吻说,很难认为基本粒子“存在于时间空间中”,它们已经“消失到某一门数学的那种透明的明晰性之中”。坂田昌一在“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里对海森堡的这种观点就作了这样的评述:“他认为由于宇宙方程式的发现就求得了万物的最终的形式因。”巴克莱在二百五十多年前曾说,“我完全不能理解,怎么能撇开人的感知来谈物的绝对存在呢?存在就是被感知。”现在海森堡则借用现代物理学的一些术语表达了差不多完全相同的思想。他说,“对于最小的物质构成成分来说,每一次观察的过程都产生巨大的干扰,我们不再可以独立于观察过程去谈论粒子的活动”;“我们所能探讨的只不过是这样一些过程,这些过程仅当我们通过粒子和其他物理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去考察粒子的活动时才发生”;结果是,“自然律……已不再涉及基本粒子本身,而只涉及我们对基本粒子的认识。”此外作者还认为心与物已融合为一。他说,“把世界划分为主体与客体、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身体与灵魂……终于不再适宜并导致种种困难”,“这个古老的划分已不再适合于作为洞察现代自然科学的出发点。”他的这段话和阿芬那密斯的“我们的自我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同格”这句话,又是何等的相似!总之,海森堡的自然观其实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巴克莱主义”和“马赫主义”的披了现代物理学外衣的新的翻版罢了。二、作者认为,世界危机的根源乃在于技术发展得太快。他十分荒谬地把世界上的“许多困难”归因于“过去五十年内技术的……异常迅速的扩展”。他悲观地说,今天,“技术的发展不再意味着前进了”。为了论证他的观点,作者还引证了庄子《天地篇》中的一段活。他认为庄子所说的因使用机器而造成的“神生不定”,乃是对现代人的状态的“最恰当的描写”。作者又十分悲观地说,要克服“神生不定”而达到“人的确定性”,所走的道路“将是漫长而艰苦的”,“而且我们不知道在路途上我们可能必须经受的是怎样的痛苦。”     

现代美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

本文原发表在美国《科学与社会》1965年春季号上。翻译时作了删节,并且略去了一部分注解。在本文中,作者(E.R.J.Primbs,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企图对美国近二十年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情况作一些评述。作者认为:现代美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还不如欧洲国家,在国际上没有“崇高的声誉”;已有的这些批判著作和论文都是“非常肤浅的”,而且存在一种倾向——曲解辩证唯物主义,撇开它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主张的意图,把它当作“固定的法则和规则”来批判,而忽视了近来辩证唯物主义的变化。例如,“苏联思想体系在这个时期有重要的变化”,但是胡克、梅约、攸拉姆等人仍然用过去的眼光看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过去的主张强加给现代辩证唯物主义。作者提出了他的看法:一,无论是恩格斯的辩证法三个规律、列宁的辩证法十六个要素还是斯大林的辩证法四个特征,“都不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表述”,都不是“僵硬的、固定的法则和规则”;二、辩证唯物主义是卢卡奇、克劳斯和美国批评家们所说的“一种方法”,“有价值的实用工具”,“进步的、现实的态度和气质”或“后天习惯”;三、马克思和列宁都承认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局限性,现代“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这个思想;四、斯大林逝世以后,特别是“二十大”以后,“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地随历史事实的变化来修正理论”,例如关于矛盾问题,他们接受克劳斯和沙夫的看法,“抛弃恩格斯的陈腐的或错误的观点”,但是,美国的批评家却不如鲍亨斯基(瑞士)和威特尔(奥地利),看不到“最近几年来苏联学者在哲学讲述方面的引人注目的改进”。作者最后提出用“批判性的评价”和“理智的批判”代替上述美国流行的这种特殊倾向,认为“压制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压制对它的理智的批判”。在本文中,作者同他所批判的那些人一样歪曲辩证唯物主义。他根据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去曲解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的提法,关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提法。普里姆同他所批判的那些人的不同点是,他特别注意苏联和东欧各国哲学界在近十多年来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他向人们推荐一种对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方法——按照卢卡奇、克劳斯、沙夫和苏联修正主义哲学家的观点来“评价”辩证唯物主义。     

实用主义的科学思想

本文主要通过引文概括地介绍实用主义关于科学的思想,对于我们研究批判实用主义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不少资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作者认为,在实用主义的三个代表人物——皮尔士、詹姆士、杜威当中,在表述关于科学的思想方面,詹姆士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东西,在符号逻辑方面杜威虽然远不及皮尔士,但谈到关于科学的思想,杜威却比皮尔士“成熟”。所以,作者着重介绍杜威在这方面的思想。作者竭力替实用主义强辩,说什么实用主义“本身是最科学的哲学”,“是根本上处于与科学同质的地位的哲学”。他说:杜威的科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科学理解为方法,而不是理解为题材;使题材的科学性归结为或从属于方法的科学性。杜威断言,“物理科学所要求揭露的,不是事物的内部本质……”。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其原因就在于创造和运用真理的方法之中。关于真理的工具性和制造真理的科学思想的工具性的说法,同这种思想的逻辑一起,构成杜威的工具主义的内容。作者根据杜威的观点,表示怀疑日本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武谷三男提出的物理学发展三阶段论中的实体论阶段,并且认为“科学思想上的反映理论之类的东西是有害无益的”。作者还扬言:科学方法不外乎就是探索的方法;按照杜威的意见,探索是由观察、推断和推论这三个操作构成的。科学方法的特点,就是以上述三个操作之周期性的、连锁性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研究科学史的方法必须具有象上述那样的逻辑结构;在这里,既不存在也不需要辩证法。真理的内容就是观念,因此,它必须由推断和推论的对象或者题材组成。